离乐园

死去的马克思与活着的马克思——直击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重大误区

熊登榜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下中国的教育界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政治理论课几乎贯穿了自中学到大学直至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全程。从特定历史时期内意识形态功效的发挥上说，此类课程开设的必要性显然不必追问，然而就其预设的期望值与实际的功效值对比而言，个中的差异度之大却是不争的事实。究其缘由，实可谓心长纸短。这里只谈一点：那就是当我们在课堂上振振有词并铮铮有声地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或宣讲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时候，"说话者"(主体)本身却是"缺席"的。正是这种主体的"缺席"致使一个活着的马克思（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科学方法）沉默了。加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为现实的人们极易将宣讲的内容与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所作所为加以比照，其反差之巨更让马克思处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地位而最终成了某种多余的"僵尸"或者"幽灵"了。

      具体来说，这种"主体缺席"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把 "本真的"马克思变成了"异味的"马克思。也就是说，我们在课堂上所宣讲的马克思并非一个本真与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而是一个被其"制造者"依据自己的主观需要随意地加以改化、肢解乃至碎片化了的马克思的"次生形态"。如过去的"苏式"马克思，后来的"中式"马克思以及在"创新"名义下的"现代式"马克思等等。这种肢解与"创新"手法无非有两种：要么完全撇开马克思的原则立场和基本精神，把一个作为思想者真思过程与活的精神存在的马克思的（Marxian）学说随意但有端地神化为最高主义（Maximalism）或救世论(Messianism)，将马克思的文本(text)僵化为一种教科书(text—book)乃至成为圣书（Book），结果使马克思成了"什么都行"的教主与神仙；要么无视马克思当时的言说语境和科学方法，直接为高层语录寻求一种依凭性的理论辩护和再诠释，甚至借助"时代发展"的措词从证伪层面寻求马克思的"空白"与"误区"，以彰显本民族的"最新发展"。明眼人都知道，这类"理论"无疑在当下中国的"创新"涛声中非常走俏，而且价格不菲。可这种手法本身的非法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马克思生前就不赞成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他曾针对当时法国"马克思派"中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明确说过"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道理很显然：历史的经验教训早已彰明，当一种学说（doctrine）一旦成为"主义"（Doctrine），便极易会被一些机会主义者约化为一种教条（dogma），从而走到原创者的反面，其结果必然是"大旗"没拉好，"虎皮"又变了样，主体言说者口中的那种"神性的"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蜕变成了无马克思身影的或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

      "主体缺席"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把"肉身的"马克思变成了"幽灵的"马克思。这种表现集中反映在现今的教科书体系架构及其宣讲者的"言说姿态"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例，现行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一种"素朴实在论"加黑格尔的带有明显思辨技巧（包括俏皮话）的"辩证法"，附带上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成果）的"科学例证"和现实政治权力话语的时政补充的一种不伦不类的杂合体，而马克思哲学应有的思想生成的过程性与有机性以及理论本身的现实批判意义则荡然无存了。或许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制造者们的意愿是想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而结果恰恰是通过一种阉割复油炸的方式活生生地把马克思屠杀了。如此一来，非但让一些宣讲主体在有限的课时内，要么因本身的知识结构偏狭而疲于奔波在一种"话语自涉"（实际是"自我理解"）之中，要么依据现成在手的教科书内容，平铺直叙地充当着"传声筒"或"复制者"的角色，"发话者"在讲台上留下的不是丰腴壮丽的思想活体而是单纯机械的音响声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地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肉身），从其理论原发过程和思想实验的进展中与之真实对话，在激活文本的同时让马克思"自己发话"，致使马克思思想的深层意蕴和理论的前瞻功能被彻底消解了。而那些在现时代下本就乏有理论兴趣而热衷于感性具体的一大批"受体们"对此要么如坠雾中，要么不屑一顾。结果必然是这样的场景：台上者唾沬飞扬、有声有色地进行着"台词独白"，台下者则机不可失地另行私活——睡觉者有之，背外语单词者有之，看粗俗的"文学快餐"者有之，应对各种形式的证书考试者有之，发短信交流笑料和打情骂俏者也有之。

      "主体缺席"中尤为重要的是第三种表现，即把"异己的"马克思变成了"利己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但贯穿其毕生的精神旨趣与理论命意始终未变，这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用时下的学术语话说就是所谓的"现代性"）表象背后的种种"异化"与"颠倒"现象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使人类由必然王国（人对政治与经济的依附性）走向自由王国（真正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早期的马克思从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意识之"类本质"出发，以"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对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令及其法律制度进行过政治学批判，后来又借助于"异化劳动"贞认出现实社会中手段与目的相颠倒的"人则非人"的种种奴役与异化现象，晚期的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的分析，将现代社会实存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所顶礼膜拜的三层物相逐一剥离还原为假象视域，以说明此类物相何以在构成现实社会存在的同时所遮蔽着的更深层对立的社会关系。然而，在当今这个权力本位、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不少的"现代人"根本无视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语境，却偏偏又在马克思的名义下实际地行为着曾被马克思生前再三针砭过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丑恶羞耻的东西。"经济人"以弱势群体的血泪汗水不断鼓胀着腰包；"政治人"为了加官进爵与名利双收，不惜牺牲党性原则和道德良知，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经营着权力资本；少数"文化人"在这样的大潮下似乎也更现实多了。他们假借着马克思的名义，不是以学者应有的审慎态度与冷峻目光去抨击时弊，甄别良莠，而是以丧失学术良知为代价去不断迎合各类"成功人士"的胡作非为，并美其名曰为"理论创新"，以便让自己也可跻身进这类"成功人士"之列。

      呜呼！面对如此种种景观，我们似乎应该大声地说：马克思虽然走远了，可他的历史性实践性科学认识的结晶与激进理想的批判性语境却距我们愈来愈近了。

      出路何在？"拯救方案"其实就在我们的原因分析之中。